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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人们意识到，"肥胖"不只是外表问题，而是一种慢性疾病时，一种荒诞的释然感降临。多年的疲惫、呼吸困难和日渐沉重的体重，终于不再被归咎于懒惰或意志力薄弱，而是被明确的医学名称所承载——肥胖症。
现下，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去三甲医院减重门诊"挂号减肥"。他们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减重，不再焦虑内耗、尝试"各种偏方"。他们开始关注肌肉量、血糖和基础代谢率，不再只是盯着体重秤上的数字。一纸诊断背后，隐藏着一条更理性、也更现实的通道。
松了口气
和外科门诊或儿科的喧哗不同，减重门诊外的候诊区总是很安静。6 月底，在北京世纪坛医院，候诊的人们或低头玩手机，或默默坐着。一排排塑料椅子不时被挤得发出细微响声。他们大多穿着宽松的 T 恤或深色衣物，常常因为过重的腹部而坐姿前倾。
减重门诊外无人交谈，但人们能彼此辨认出对方眼里相似的疲惫：不是胖一点所带来的困扰，而是与身体长期拉锯之后的无力。
近年来，国家开始推进"体重管理年"三年行动，强调体重管理的重要性。当"国家喊你减肥"的口号席卷全网，"减重门诊"也逐渐走进公众视野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进诊室，挂号减肥。
与此同时，以司美格鲁肽减重版为代表的新型减重药物的"出圈"和热议，也在悄然改变着人们对减重的认知：肥胖并非全靠"自律"就能解决，作为一种复杂的代谢疾病，理应接受科学评估与专业治疗。
图｜门诊办公室放着专业测量表
但仍有人因肥胖背负心理负担。在北京世纪坛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门诊，主任医师廉东波接诊过许多这样的患者：有人谎称来查内分泌问题，有人因"懒"和"馋"的标签自卑多年，也有人因为胖出"病"了感到难以启齿。还有人把减重门诊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，立誓要一口气减下 50 斤。
廉东波所在的医院在 2005 年就开设有减重相关门诊，但当时属于胃肠外科，直至 2013 年才正式成立减重门诊。相比之前，近两年，廉东波明显感到来的人翻了两番。
这种变化，医生看在眼里，患者体会在身上。2020 年，32 岁的刘晓雨频繁出入东北一家三甲医院的妇科门诊。她因为月经紊乱、多囊卵巢综合征等问题，时常往返检查、开药。医生曾提醒她，可能存在胰岛素抵抗，但她当时并未放在心上。
她没想到，这些零散的身体异常，可能都指向同一个根源——肥胖症。尽管外表变化并不明显，体重也没有剧烈波动，但体检指标却在持续恶化：血脂升高，空腹血糖偏高，甚至出现了轻度脂肪肝。
直到五年后，刘晓雨才走进另一家医院的内分泌门诊挂号，她确诊了胰岛素抵抗，由于前者，她的体重一路飙升，体毛旺盛。医生告诉刘晓雨："可能是因为肥胖导致内分泌系统出问题了。"他建议刘晓雨运用司美格鲁肽，进行系统性治疗。
在新的医院，刘晓雨发现，过程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量下体重，算个 BMI，再告诉你"管住嘴迈开腿"那么简单。医生会详细询问症状、身体状况、生活习惯、既往减重经历等。部分患者需进一步完成血液检测、人体成分分析或 B 超等检查，最后再综合评估提供个性化建议。
当医生拿着报告单告诉刘晓雨，她正式确诊为"肥胖症"时，刘晓雨竟松了口气，"原来这些症状是由于肥胖症引起的，那我还有得救。"
在中国，肥胖人数正快速上升。根据《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（2020 年）》，18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，超重率超过 34%，肥胖率已超过 16%。这意味着，每 2 个成年人中就有 1 个超重或肥胖。
但很多人并不了解，"胖"和"肥胖症"并非完全等同。每个人对"胖"的定义各不相同，但"肥胖症"是一种明确的慢性疾病，不只是"体重超标"，还常常伴随代谢异常，比如胰岛素抵抗、高血压、高血脂，甚至增加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等风险。
然而，"肥胖症"这三个字，在大多数人眼中，还不算真正的"病"。他们更倾向于将肥胖归因于不自律，却忽略了遗传、社会环境等因素。
32 岁的吴樱在一家保险公司做理赔。关于体重，她最早的记忆停留在上学时期。那时她身高 160 公分，体重 120 斤左右，"对身材管理没什么概念。"
变化从 19 岁参加工作后开始。她毕业早，自己赚工资后，饮食上渐渐变成了"想吃什么就吃什么"。外卖替代了家常饭菜，她一天吃四顿。2022 年 4 月，她站在体重秤上，数字定格在 160 斤。那一刻她愣住了。这比她大学毕业时重了整整四十斤。
图｜这样的饭菜，当时的吴樱基本一天四顿
其实体重到了 140 斤时，吴樱的身体已经有变化了：月经逐渐停止，半年都没再来过。更明显的是，身体变得沉重、迟缓。东北的冬天雪大路滑，她感觉自己每迈出一步都像拖着铅块，"走几步路都喘，感觉自己没有以前灵活了。"
2025 年 3 月，她去医院挂了减重科，根据医生的建议她进行了全面的代谢检查，包括血糖、血脂、性激素分泌水平等等。检查结果印证了她的疑虑：随机血糖已经超标，胰岛素抵抗明显。
吴樱回忆，自己的母亲、舅舅、外婆，家族中几乎所有直系亲属都曾有肥胖和高血糖问题。看完减重科后，她意识到，自己的体重困境并非只是"自控力差"这么简单。
越来越多研究表明，肥胖具有明确的遗传倾向。一个人是什么体型，大约 40%-70% 是由基因构成决定的，就像人的身高一样很难后天改变。换句话说，有些人天生就更容易囤积脂肪、抵抗饱腹感，哪怕饮食结构与他人无异，体重却更易失控。
"我可能比别人更容易胖。"在查阅资料后，吴樱才意识到，自己最开始的迅速发胖，不只是生活方式问题，而跟遗传、代谢等多种因素相关。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，导致了体重失衡，并最终影响到了健康状况。
和吴樱一样，许多肥胖症患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体内的代谢系统已经失衡，激素水平紊乱、胰岛素抵抗，种种原因使他们很难仅凭意志力控制进食进而有效减重。
走进减重门诊，挂号减肥后，越来越多人打破了曾经对肥胖的错误认知。人们开始意识到，肥胖不只是种体型特征，更无关人格缺陷，而是一种与基因、代谢、社会、心理等多重因素纠缠的慢性疾病。
被卡在体重秤上的人生
在走进减重门诊前，大多数人都走过漫长的弯路。
吴樱曾在小区门口的一个拔罐减肥店，尝试过经络埋线减肥，一个疗程要做三次、每次 5000 元，她只做了一次就放弃了，"感觉没什么效果。"但她没停下"折腾"。她还尝试过三天苹果减肥法，三天只吃苹果，但最后"一斤没掉"。她还花了近 5000 块钱找微商代购"三无"减肥药。胃口变小的同时伴随着月经停滞、情绪低落。"每次打开药盒，都不知道自己吃进去的是什么。"
除了减肥的不易，更多肥胖症患者还因肥胖长期经受着各种阻力，陷入自我怀疑。
26 岁那年，吴樱还在家乡的一家国有银行做柜员。她每天穿着统一的制服站在营业点，站着接待一拨又一拨客户。由于身体很重，每天要不了多久，她的双腿就会开始发酸，她不得不趁轮班的时候，早早去后面休息。
吴樱试过很多方法去改变，但每次刚减下来几斤，就很快反弹。秤像是坏了，上面的数字牢牢卡在某个高点，纹丝不动。她开始自我怀疑，埋怨自己为何控制不住食欲。
在大众印象中，肥胖常被简化为"懒""嘴馋""不自律"，而真正将它视作一种慢性疾病的关键转折，往往出现在：一次体检的异常结果、一次次控制不住的反弹，或者一次身体突然发出的警报。
32 岁的李恒最初体型正常，却在某个阶段突然转向，身不由己地驶向肥胖的轨道。
他最初并未将快速增长的体重放在心上。李恒身高 182 公分，在大学时，体重还维持在 80 到 90 公斤之间。他是那种典型的"大个子运动男生"，身板结实，训练规律，饭量和运动量都惊人，"大学那会儿，我每周游三次泳，一次一万米。"他说这话时轻描淡写。
图｜大学时期的李恒
但后来情况变了。大学毕业进入职场后，李恒的训练被生活一点点剥夺，曾经雷打不动的出汗时刻，变成了每天固定的"久坐八小时"。李恒的人生像被塞进了一个密封罐，身体的引擎还在轰鸣，却没了跑道。
他每天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，手指动得飞快，身体却一动不动。那个曾经可以一口气跑完三千米的人，现在的活动空间基本在一平米左右的工位。但他的食欲却没有变小，"我吃得比以前还多。"他语气平淡，"比如有时候一顿夜宵能吃掉三个全家桶。"
之后，体重的数字像拧坏了的秤，一路飙升。"我胖得特别快，大概一年吧，就胖了 100 斤。"李恒最初没太把这当回事，和许多人一样，他曾听说过肥胖的危害，却没有想过肥胖需要治疗。
事实上，在科学的体重管理中，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础，包括饮食营养调整、运动干预、心理干预等等；当肥胖达到一定程度，或已经出现了体重相关合并症时，则需要进一步接受药物治疗；对于重度肥胖或合并严重代谢性疾病的患者，甚至可能需要手术治疗。
后来，李恒体重飙到 270 斤，腰围超过 120 厘米，血糖、血压、尿酸全面失控。剧烈变化让他猝不及防。李恒曾以为，自己只是比别人吃得多一点。
但当身体慢慢失去控制，他才意识到：这个速度可能是病态的。
在廉东波的指导下，他接受了减重版司美格鲁肽治疗。这是一种 GLP-1RA（胰高糖素样肽 -1 受体激动剂）类药物，它通过模仿人体自然分泌的肠道激素，作用于大脑中参与食欲调节的区域，通过减少饥饿感，增加饱腹感，降低对食物的渴望，从而减少热量摄入、实现体重降低。
目前，包括减重版司美格鲁肽在内，共有五款已获批的肥胖症治疗药物被写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《肥胖症诊疗指南（2024 版）》。指南为临床实践提供了科学、规范的指导路径。此类新型减重药物因其显著疗效和安全性，成为肥胖症长期管理的重要治疗手段。
接受药物治疗三个月后，他的体重下降了 37 斤，大约是原体重的 15%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在医院的减重训练营系统性学习营养结构和运动管理，接受每月一次的随访，监测血糖、肝肾功能等指标变化，并及时调整饮食计划和运动处方。
李恒第一次感觉到，"减重不是和体重的战争，而是和身体和平相处的训练。"
在意识到自己需要寻求医生的专业帮助前，很多患者极端节食、猛烈运动，但这往往是不可持续的，甚至让身体进入更深的反弹循环。
"专业治疗的意义不在于替代自律，而是重建一个人的身体秩序。"廉东波说，"靠一个人跟身体的本能死磕，是不科学的。"
从被羞耻，到被接住
在就诊过程中，李恒逐渐明晰，不能仅仅依赖药物去解决所有问题。肥胖症需要的是系统性的治疗方案，更需要患者自身的主动努力。
在医院的减重训练营中，李恒开始一周一到两次的足球训练。他开始从防守移到中场，再往前顶一点，"好像身体记得这些动作，只是过去那几年，我不给它机会去动。"
他发现身体正在一点点"松动"。跑动的节奏变得更协调，膝盖不再僵硬。再多跑两步，也不会马上觉得喘不过气。他买了一套自己的球衣，颜色鲜亮，有号码。刚开始只能跑二十分钟就得歇一会的他，后来能撑半场，甚至能完成一整场轻量对抗。
李恒感受到了自己的改变，"不是那种一下掉几十斤的变，而是能动、能跑，能重新进球的变。"
图｜李恒（左一）在足球场担当守门员
科学的药物干预像是一种启动器，在控制体重的同时，让患者有机会停下来，真正理解自己的身体。
在"折腾"多年后，吴樱也终于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，停掉了所有来路不明的减肥药，每月定期复诊，开始记录饮食和调节情绪波动。她不再完全压抑对食物的渴望，而是开始学习哪种吃法对身体更好。
更重要的是，她不再认为自己的人生就该以"胖"开头，以"丢脸"结尾。
在医生指导下，通过药物和生活方式的帮助，刘晓雨减重 23 斤。她意识到，减重不只是"减掉数字"。她的月经恢复了，睡眠改善了，"生活回来了。"她说，"我不再为了变瘦而减肥，而是终于感受到，身体可以轻盈、可以健康，是属于我的。"
廉东波也提出，未来的减重工作，不只是要"治胖"，更要"去污名化"。一方面是政策与制度上的支持，如医保覆盖、社区营养干预、标准化门诊建设；另一方面是文化层面的深度转变，让公众真正理解：肥胖症是一种慢性疾病，和其他的疾病一样，需要的是理解、治疗和支持，而不是调侃、责怪和羞辱。
图｜在门诊的廉东波
治疗肥胖症，不只是修正体重秤上的一个数字，更是一次追求健康，重新夺回身体主权的过程。
现在，刘晓雨很少说自己"减了多少斤"，"以前我总觉得减肥是为了让别人闭嘴，现在我知道，那是让我自己过得更舒心。"
她不再追求一天瘦几斤，也不再焦虑两周没掉秤，而是慢慢建立了一种"新体感"：不急于变化，而是在更健康的身体里，更平和地生活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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